【文/专栏作者 狄薇薇】。从前有座山，山上有棵树。如果是留古巴的中国学生或许可以，疫情封岛期间，他们真一度获得了类似的生活体验。特朗普两次当选的一大贡献，就是把美国这部分隐藏的现实，给明面化、有理化了。呀。而各种意义上的“是非任评说”，正好是那个“欲说当年好困惑、亦真亦幻难取舍”的年代里，社会集体潜意识中一种十分常见的母题。那时也很对，如今也没错。黄新、李玉梅、田玉梅，她们守家、做咸菜、在白区找组织的年纪，桂英精神崩溃乱剪衣裳、唱那段“从前有座山”的年纪，差不多就是狄薇薇的年纪。谁能想到韩德彩将军与哈罗德·爱德华·费席尔（被他击落的美军“双料王牌”）有朝一日会再度跨越重洋，握手拥抱、交换礼物呢。“从前有座山哦，山上有棵树。亲自给你们上党课，教你们大唱革命歌。“当初我的血比你热，为党干的事比你还多。是飞夺泸定桥、强攻腊子口吗。对理工科某个尖端项目正在攻坚的人，可能会对那种拼搏产生某种亲切感；但我一个社科水硕，那些往年范文宛如AI、我也不可能完全如实表达的“综合考试”写作，实在很难让我提起那种拼搏之心来。它们没有被这个交流的时代消灭，只是曾被很好地隐藏了起来。说起来，《东方红》史诗中这段时间线的前奏——“抬头望见北斗星”，倒是极能使我共鸣的，但也仅此而已了。它是独属于1991年、以及后来一段时间里的马家辉们的。花香果又美哦，枝壮干又粗。”。花儿纷纷落，叶儿片片枯。是过夹金山、松潘草地。是的。但即使温暖湿润的兴国，农村二十五岁的寻常女人不要说在外脱产求学，第一个孩子都该有鹃妹子那么大了。除去“从前有座山”外，具有类似印记的唱词，在细微的方面，有“桂英从小最能忍，多少苦水肚里吞……”；在相对“日常党建”的方面，马家辉有一段：。忽然长了虫哦，虫把树来蛀。”。是夺遵义、渡赤水吗。呀。不过，对象比较特殊；仔细回想，能让今天的我理解最深的，其实是那些长征战士的家属、当年留守赣南闽西没有“征”过的人——对，就是玉梅、桂英她们；她们当时在文艺作品和真实历史中做的事，仿佛都理所当然地很成熟、很伟大了，但算起来，她们其实是我的同龄人。是渡过于都河、突破封锁线吗。最管用的沉浸式重演。当然了，三仙姑和二诸葛他们在山西，风沙大。三十五年后，回看这段歌剧原创的、表现桂英疯癫状态的唱词，其实会别有一番感受。不太像。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的平均改善，而且体现在人类许多不同分支社会里、按不同理念被塑造起来的一部分人，产生了、并一度维系了某些全新的、原本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互动模式。即使要强作某种极不相似的类比，我在这两年也并没有那样的“赶due”体验。为什么会有“欲说当年好困惑”。——大树要倒，谁来扶一扶。我往这个方向矫情，那是对红军先烈极大的不敬了。如果说那些还是中美老年人、中年人的互动，那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互动模式——截至当下主要仍为单向“中国生源流向美国高校”的留学（包括访学研究交流），可能是最单纯、最少功利色彩、最自以为脱离陈旧“历史仇恨”与排斥心的一种了。赵树理写《小二黑结婚》，四十五岁的三仙姑已经“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……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，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”；不是社会规训她，是太阳、黄土和沉重的背篓，打破了她“赖在花期久一些”这个在今天并不离谱的愿望，强迫她在那个年纪就担起长辈的表率，扮演好老人的稳重慈祥来。2026年的今天，以我的身份、在离祖国一万两千公里之外回想长征，最能感同身受的是它的哪一部分。“那时也很对，如今也没错”，不大像真实历史上1934年秋天的马家辉敢说的词，也不是1958年编剧笔下的马家辉会说的词。从距今九十年前到距今三十五年前的那段时间里，世界发生了、至少是“曾经”发生了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水朝低处流，人往高处挪；风向变时人得变，功过是非任凭说。是了。谁又能预料那些现实中开到阿富汗工地和巴格达绿区的“龙餐馆”们呢。哎呀呀。2025年成为留美研究生，我确实是与这个话题有些共情的。不是。与最初的《党费》小说、1958年电影不同，《党的女儿》歌剧诞生于 东欧剧变已基本结束、苏联即将解体 ，整个中国大陆国民生产总值仅为对岸台湾地区2.06倍的1991年，许多唱词都超出原本长征历史背景，留下了实际上属于那个崛起前夜的、特定转型时代的印记。但其实，历史依然在那儿，由它们积淀而成的现实，也仍作为当代现实复杂整体的一个面相存在着。